■张正河

“城镇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最热的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平衡发动机”。但当农民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大部分的回答只是拆旧房、修马路、造楼房。还有人说，那是政府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城镇化是由农村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土地以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目前我国共有664个城市，约1万个城镇，可归纳为五级城市（镇）体系。第一级为全国性和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心城市，包括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国际交往的活动中心首都北京，可容纳约2000万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贸易科技和金融中心的上海，可容纳约2000万人；国际性贸易中心和自由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深圳，可容纳约3000万人。这几大城市可容纳约0.7亿人。

第二级为副省级城市及跨省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主要有：广州、杭州、苏州、南京、武汉、重庆、沈阳、西安、大连、天津、兰州等20座。每城市可容纳约300万~1000万人，约1.5亿人。

第三级为省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约有50个，一般是每个省区一个，大多是各省的省会或前三位城市。每城市可容纳约300万人，约1.5亿人。

第四级为省辖一级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约有200个（西部地区的地级城市一般没有太大的人口容量）。每城市可容纳约50~100万人，约1.5亿人。

第五级为县域经济区的中心城市（镇），约有3000个。每城可容约20万人，约6亿人。

这五级城镇可容纳11亿人，2030年中国总人口在16亿以下，届时城镇化率将达70%左右。

城镇化不能影响人们的吃饭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如何解决？就要实现现代集约高效农业，现在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条是建立私有大农庄，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而实现集约；私有大农庄就是拉美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结果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大量的农民被迫流入城镇，在贫民窟艰难求生。学者们称为拉美陷阱。在我国，一定条件下可以试验，东北、西北土地辽阔地带已建立了一些家庭农场，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并有效地解决了城镇化劳动力不足和产量下降问题。第二条路是建立合作股份制式的集体农庄，农民以土地入股分红，也可作为雇工获得劳动收入。后者可能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它可以和村长直选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农村再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讲，对于城镇化而言，涉及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位置好和有发展潜力的村庄，进入城镇体系；现在的农民约有三分之一不再经营农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单户或单个家庭农场的种植面积和养殖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多为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化组织等；农业劳动方式基本现代化同时兼容精细的手工技术。

对于农民而言，跳出农门做城市人，在工厂干活吃商品粮，这是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梦想。城镇化给农民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要让梦想变成现实,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应是“农民转为市民”的城镇化，让2亿~3亿的农民真正进城,而不是如前几十年那样把广大的农民排斥在中国城市文明的进程之外以及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也是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三大差距”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为离开农村进城生活的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即有工作，有房住，有饭吃，寝食安定，衣食无忧。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城镇常住人口一年间又增加了2103万。从数字上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的确很快。但当我们深入了解进城农民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的时候，便会发现，有相当多的人，城镇是进了，却没被“化”进去。他们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并未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许多人虽在城镇安了身，却难以立命，生存陷入困境，成了边缘人、夹层人。人成了城里人，日子却没过得跟城里人一样，这是许多“农转非”者的尴尬处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4-03-14 第6版 观点)